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Les Perses / The Persians

ὦ παῖδες Ἑλλήνων ἴτε,
ἐλευθεροῦτε πατρίδ', ἐλευθεροῦτε δὲ
παῖδας, γυναῖκας, θεῶν τέ πατρῴων ἕδη,
θήκας τε προγόνων· νῦν ὑπὲρ πάντων ἀγών.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Cien sonetos de amor IV - Pablo Neruda

Soneto IV

Recordarás aquella quebrada caprichosa
a donde los aromas palpitantes treparon,
de cuando en cuando un pájaro vestido
con agua y lentitud: traje de invierno.
Recordarás los dones de la tierra:
irascible fragancia, barro de oro,
hierbas del matorral, locas raíces,
sortílegas espinas como espadas.
Recordarás el ramo que trajiste,
ramo de sombra y agua con silencio,
ramo como una piedra con espuma.
Y aquella vez fue como nunca y siempre:
vamos allí donde no espera nada
y hallamos todo lo que está esperando. 



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

[转]汤一介与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来自 环球人物杂志2014年09月11日 的微信
http://www.wtoutiao.com/a/477365.html

汤一介与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汤一介与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2005年,汤一介和乐黛云这对学者夫妇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上面的话是汤老在书中的序言。

2014年9月9日,一只鸟儿去了,乐黛云说:“他很累了”。

汤一介和乐黛云在法国Chantilly宫。

多 少回,只要汤一介先生住院,乐黛云也会“住院”,只为陪伴汤先生。多少次,黄昏时,两位老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汤一介会死死地揪着乐黛云的衣服,生怕患有腿 疾的乐黛云跌倒。汤一介和乐黛云,一个是哲学泰斗,一个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1952年结婚。两位先生在60多年的岁月中,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不离 不弃、相携相依。

1953年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几根小草的含蓄
1949年,汤先生22岁,儒雅内敛、才华横溢;乐先生18岁,热情奔放、充满激情。共同的追求让他们彼此欣赏,性格上的反差却让他们相互吸引。在北大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写满了他们至今记忆犹新的片段。

年轻时代的乐黛云 风华正茂时。

那一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汤一介毫不掩饰对乐黛云的欣赏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

在 一次采访中,两人回忆他们爱情的萌芽。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共青团工作,一个是是组织委员,一个是宣传委员,经常一起去农村义务劳动。“刚好是春夏之交,太 阳暖融融的,嫩绿的小草很美,很香,我当时穿一条工裤,胸前有一个大口袋。”乐黛云说。汤先生就“摘了几根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心里藏着一些模糊的、美好 的梦想。”话语间、眉眼上都写满了淡淡的幸福。

乐黛云说:“他是一个含蓄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这类的话,可是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情趣,而且特别内敛,又特别有学问,我当时就是很崇拜他。”

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汤一介还惴惴不安,“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因书结缘,于1952年结婚,一起携手走过62年。

“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划成“右派”时,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校刊全藏了起来,直到她坐满月子的第一天,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 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文革期间,汤先生被打成了黑帮,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接受 审查。那个时候,心力交瘁的汤先生最大的支撑来自妻子乐黛云。乐先生每天都坐在北大哲学楼侧面的石阶上等着汤先生接受审查出来。乐先生回忆,“当时是很恐 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乐先生坐在台阶上等 待的身影……

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好多夫妻迫于这种压力,大难临头,劳燕分飞了,而他们却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对此,汤一介曾说:“我觉得在我们之间,或者不仅仅是我们之间,在一对夫妻之间最基本的是信任。我信任她,信任她是一个好人。这种信任可以超出一切,我信任她,我爱护她。”

性 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 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 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 窝的话都说出来。”

如 今,他们的女儿和儿子都学理科,在美国工作。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家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曾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 开,她说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 何不妥?但是“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所以他拒绝到美国和儿女相聚,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1956年,汤用彤(右)给汤一介(中)讲授国学。

静默耕耘 建树高筑
9月10日清晨的7时,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先生生前居住的13号楼门前,已有人悄悄地摆放上了鲜花。花中有哀思,有敬重。

汤一介家学渊源,古文基础深厚,而乐黛云则外语好,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信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静默耕耘,建树高筑,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让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相得益彰,比翼齐飞。

1936年,汤一介(前排左一)与父亲汤用彤(后排右一)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汤一介,祖父和父亲处世治学的态度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他曾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以及“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祖训,从父亲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的为人为学,立身处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

遵从父亲的教导,先生为学如此,为人如此,一生如是。

1980年,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与动荡年代,汤一介终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这一年,他已53岁。他以执着、艰辛的付出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让学术生命焕发光彩。

汤一介为《儒藏》呕心沥血。

从最早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汤一介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先后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多部著作,还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虽中国哲学的精华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他开创性地提出,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于是有了《儒藏》工程。

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乐黛云之父为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受到家庭影响,她从初中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例如《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等,深受西方文化影响。

乐黛云(前排左一)与家人、亲友在一起。后排右三为公公汤用彤,右五为汤一介。

乐黛云于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年轻时代的乐黛云,积极进步,充满了革命激情,当时的北大成了她展示才华最好的舞台。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乐先生所著图书。
他 们两个耄耋老人,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多年来,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午后,他们会 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如果从1949年汤一介在北大第一次见到乐黛云算起,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2003年,汤一介在北大朗润园季羡林所栽荷花前。

“他 们绕着这个湖一圈又一圈,从青年到中年,又从中年到老年。这湖,这湖边的花树,湖边的石头,湖边的靠背椅,湖边树丛中的鸟,一一都引他们的回忆:他们在湖 上无忧无虑的溜着冰;他们刚会走路的小女儿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小径上,留下一张照着他们背影的照片;他们看着儿子在冰球场上横冲直撞;他们推着坐在轮椅上 的年老的汤用彤先生绕湖观赏春天的美景;他们也常倾听着由湖边音响中播放的中外古典音乐,悠然神往;春天,他们找寻湖边的二月兰;秋天他们欣赏湖岸的不知 名的黄花。”

春去秋来,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静谧而幽静,但少了一只鸟儿……

昨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内,汤一介先生的灵堂已初步设置完成。
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昨天一袭黑色套装,平静地整理汤先生的生前物品。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 杜美莹 整理编辑】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年8月10日星期日

推荐 - 翻墙教程

原帖链接: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09/05/how-to-break-through-gfw.html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09/05/how-to-break-through-gfw.html


 公元2009年5月的某天,BlogSpot又一次撞墙,被GFW封了。俺在BlogSpot上的博客(在“这里”)也遭受池鱼之殃,杯具啊杯具!还好当初留了一手,在CSDN建了个镜像Blog作备份。当时为了让俺博客的几千个读者能够继续访问,咱特地写了这个扫盲帖,全面普及一下翻墙的各种基本“姿势”。
  由于翻墙技术日新月异,本文也会不断更新。会翻墙的同学,请通过“这里”看本文的最新版本。不会翻墙的同学,请发邮件给 help_gfw@yahoo.com ,即可通过自动回信,获取本文最新的内容(发信最好用国外的邮箱,推荐Gmail)。


★党国为啥要封网?咱们为啥要翻墙?


  为啥我党宁可得罪广大网民(早已超三亿)也要搞GFW来进行网络封锁捏?简单地说,互联网上有很多信息,是党国不希望你看到的。通过GFW,党国可以控制你能看到啥,不能看到啥。控制了信息渠道之后,党国可以很容易地忽悠你,对你进行洗脑,让你变成脑残。
  现在你明白了吧?只要你受制于GFW,你就没有“访问互联网的自由”,因而也没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但是俺始终认为:“访问互联网的自由是网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俺这些年来,一直在想办法普及翻墙姿势。如果你也认同上述观点,请你帮助传播本教程给周围的人,与GFW斗争需要大伙儿的参与。
  由于本文主要讲翻墙技术,这个话题就不深入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俺之前的几个帖子(在墙外):
党和互联网的较量
面对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GFW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扫盲——GFW是嘛玩意儿?


  考虑到某些网友从来不知“GFW”为何物,俺通俗地扫盲一下。
  GFW就是我党为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和封锁,下大力气、花大价钱搞出来的一个东东。这个东东部署在天朝互联网的国际出口。既然是花大价钱搞出来的,自然是很牛很强大。这个玩意儿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DNS欺骗(DNS污染)


  DNS欺骗洋文叫“DNS Spoofing”;DNS污染(又称为“域名缓存投毒”),洋文叫“DNS Cache Poisoning”。这两者是一个意思,只是叫法不同。
  如果你使用的是墙外的 DNS 服务器,那么,你每次进行DNS查询,都会要经过国际出口。这时候,GFW会通过该技术手段伪造 DNS 的查询结果——使得你查询到的网站 IP 是错误的。如此一来,你自然就无法该网站。
  顺便说一下,“DNS欺骗”与“DNS劫持”是两码事。“DNS劫持”是指DNS服务器上的记录被人为修改成错误的。在天朝,很多国内的ISP会故意修改自己DNS服务器上的记录,把某些敏感网站的记录修改成错误的。

◇IP封锁(IP黑名单)


  顾名思义,就是屏蔽某些IP地址。
  如果你要访问的网站,其网站的IP被GFW列入IP黑名单中。那么该网站就无法正常访问。

◇敏感词过滤(关键字过滤)


  GFW会维护一个很长很长的敏感词列表,并且该列表是经常更新的。一些政治方面比较敏感的词汇,都位于该列表上。
  如果你访问的网页中包含任何一个敏感词,那么GFW会通过技术手段屏蔽该页面,让你看不到。

  通过以上几项功能,它可以有效阻止网民看到党不想让你看到的信息。如果你比较好奇,想了解更详细的关于GFW的介绍,请翻墙看“这里”。

★从Google系列产品说起


  前面说了很多屁话,现在开始切入正题。先从相当牛X的Google公司说起。
  Google提供了很多优秀的、基于Web的产品(比如Gmail、Google Reader、Google Groups、Google Docs、Google Buzz),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支持HTTPS方式访问(也就是加密访问),因此能用作穿墙利器。俺拿其中的几个来聊一聊。

◇Google Reader


  Google Reader曾经是一个居家旅行、翻墙必备的好工具。可惜这个好工具在2013年7月1日被Google关闭了。
  关于此事,俺专门写了2篇博文《Google Reader之死——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教训》《Google Reader的替代品,哪个比较靠谱?》供大伙儿参考。

◇Gmail


  Gmail的Web操作界面,相当滴好用(从它这几年的市场占有率猛增就可以看出来)。由于Gmail本身支持HTTPS方式访问,因此也成了另一个翻墙的利器。使用Gmail之前,记得到Gmail的“设置”界面,找到“常规”标签页,把里面的“始终使用 https”勾上。
  有些敏感的网站(比如 美 國 之 音),为了便于大伙儿访问,专门提供了邮件订阅功能:你可以通过邮件获取这些网站的每日更新。还有很多论坛(比如Google Groups上的论坛),也都提供邮件订阅功能。有了Gmail之后,你就可以用它来获取上述网站的内容更新。
  插个广告:在2013年6月底(Google Reader关闭前夕),俺博客也开通了邮件订阅功能。请看这篇《邮件订阅功能发布——免翻墙的"Google Reader 替代品"》。
  除了能用Gmail来订阅网站内容,还可以用Gmail来获取一些翻墙软件(后面会介绍)。

◇Google Docs


  Google Docs是一个很方便进行文档分享的工具。由于Google Docs也支持HTTPS方式(请原谅俺的啰嗦),所以你可以用它来写各种政治敏感的文章,然后再分享到Internet上。比如,俺的这篇“如何翻墙”的帖子,也可以用http://docs.google.com/View?docid=0AbZnRSbuUv3sZGNwNXg4NDNfMTRjd25uZ2Zkcw&hl=en进行分享。用这种方式分享的好处在于:Google Docs的URL路径是一串无规律的字符串,GFW不容易进行封杀。
  可恨的是,党国60大寿之际,GFW把Google Docs的443端口干掉了。由于443是HTTPS协议的默认端口,封锁Google Docs的443端口意味着你将无法用加密的HTTPS协议直接访问Google Docs,而只能用明文的HTTP协议进行访问。不过大伙儿别着急,咱们还是有办法,请看后续的“修改hosts文件”。

★修改hosts文件


  大部分操作系统都支持hosts文件,它提供了IP的别名机制。这种IP的别名机制可以用来对抗GFW的域名封锁。考虑到篇幅有限,具体的技术细节暂且不提。

◇如何设置


  如果你使用Windows系统,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打开hosts文件。
notepad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

  如果你使用Linux系统或苹果的Mac系统,可以用如下命令打开。
vi /etc/hosts

  打开之后,把那些被封锁的网站的IP及域名加入hosts文件(每行一个)即可。比如上述提到的Google Docs,它的IP是209.85.225.101,那我们只要在host加入如下一行:
209.85.225.101 docs.google.com
然后就可以像往常一样使用基于HTTPS协议的Google Docs了。

◇优缺点分析


  使用此招数的好处在于:
(1) 非常傻瓜化——不需要安装软件;
(2) 性能很好——当中无需经过代理的中转。
  但是有好必有坏,此招数的坏处也很明显:
(1) 如果你访问的是HTTP协议的网页,且内容包含敏感词,那么此招数照样没戏;
(2) 如果GFW不光封域名,还封IP,那么此招数也还是没戏;
(3) 如果某个网站的IP已经变化了,那你就要与时俱进地修改你的hosts文件,煞是麻烦。

  综上所述,修改hosts文件的法子,只能用于诸如Google Docs之类影响力巨大的网站。因为Google Docs用的人已经比较多,GFW不好意思把整个域名及IP段都封杀。因此,只好选择性地封锁HTTPS协议,而对HTTP协议网开一面(HTTP协议是 明文的,便于GFW进行关键词过滤)。这种情况下,“修改hosts文件”的招数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修改DNS服务器


  说完修改hosts文件,再来说说修改DNS。这招是用来防止域名劫持滴(但是不能防止域名污染)。域名劫持的勾当,貌似国内很多运营商(比如上海电 信)都干过。所以捏,尽量不要用你所在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不保险。毕竟国内的运营商都受到党国的控制,估计他们也身不由己。
  俺推荐几个国外的、知名的、人品好的DNS给大伙儿参考。
  Google不愧是牛X的公司,而且很人性化。它提供了如下两个很好记的DNS服务器。
8.8.8.8
8.8.4.4

  为了防止GFW把Google的DNS封杀,大伙儿还得多再备份几个。下面这些DNS的IP可就没Google的DNS那么好记了。
OpenDNS:
208.67.222.222
208.67.220.220

台湾中华电讯的DNS:
168.95.192.1
168.95.192.2

香港宽频的DNS:
203.80.96.9
203.80.96.10

  至于如何修改你电脑的DNS服务器,应该不用俺教了吧?不会的同学,自己上Google去查。

★加密Web代理


  说完Google的系列工具之后,可能有同学会问了:既没有提供RSS订阅,又没有提供邮件列表的站点咋办捏?不要怕,还有另外一个东东可以穿墙,那就是加密Web代理。
  基于HTTPS方式的加密Web代理类似于Google Reader,无需安装其它软件,光靠浏览器就可以搞定。不过捏,HTTPS代理一旦用的人多了,容易引起GFW的注意,死期也就不远了(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如果你想用这招,就得经常去逛一些代理网站。
  本来俺在这个翻墙教程中,会附带放几个HTTPS的web代理,便于大伙儿直接使用。可惜自从2010年3季度,GFW开始盯上俺了(貌似GFW的走狗,也在看俺的博客)。所以捏,俺就不把具体的加密Web代理放出来了,以免便宜了那些走狗。

★代理软件


  代理软件可是本教程的重点章节哦!
  最近党国加大网络封锁,很多翻墙工具都失效了。大伙重点看“赛.风”、“自.由.門”、“無.界”这几款的介绍!

◇代理的工作原理


  代理工具的翻墙原理是这样滴:
  假设你想通过翻墙代理访问某个被墙的网站(比如反动网站、黄色网站:),这时候会经历如下几个步骤:
(1) 你的上网软件(通常是浏览器)会把数据发送给你电脑中的代理工具;
(2) 该工具把数据进行加密,然后发送给国外的某个代理服务器;
(3) 该代理服务器把数据解密,然后发送给你要访问的网站。
(4) 从该网站回传的数据,也是经过上述途径,最终回到你的浏览器。

◇代理的分类


  按照是否加密,代理软件可分为加密代理和不加密代理2种(这不是废话嘛:)。为了避开GFW敏感词过滤,咱必须得使用加密代理软件。
  按照协议类型,常见的有HTTP代理和SOCKS代理。如果你纯粹用浏览器翻墙,HTTP代理就够用了;如果你还需要让其它软件(比如MSN)翻墙,那就得用SOCKS代理。

◇代理工具的获取


  俺下面提到的很多软件,官方站点都已经被墙。为了便于大伙儿下载,俺把几个常用的工具放到SkyDrive上,然后在Google Code上整理了“汇总清单”(可惜该页面也被墙了)。
  对于无法翻墙的网友,俺还准备了墙内的下载。为了骗过国内的网站管理员,放到墙内的翻墙工具,都嵌入到图片文件内。因此,你下载的是一个图片文件。下载后,你需要把该文件的扩展名改为“7z”,就可以用7zip或WinRAR打开,然后解压出代理工具

◇代理工具的注意事项


  由于使用加密的方式穿透GFW,所以性能上肯定会打折扣滴。建议大伙儿同时用两个浏览器:一个浏览普通的网站,另一个配置好代理浏览被墙的网站。对于使用Firefox或Chrome的同学,也可以安装一些第三方的代理插件(比如:AutoProxyFoxyProxy),用来自动切换代理模式和非代理模式。
  另外,有些网站的名称很敏感,俺为了本文能够再转贴到其它地方(规避关键词过滤),对敏感名称做了适当的变换;还有一些网站,连域名都很敏感,俺用bit.ly作了跳转。(由于bit.ly的名气太大,也遭封杀,你需要翻墙才能打开这些bit.ly的跳转地址

◇世.界.通


  世.界.通也叫“GPass”,是一个老牌的翻墙工具。该软件是绿色的(免安装、可直接运行)且短小精悍(仅有一个不到2兆的exe)。
  它的特色是:支持多种翻墙通道。可惜由于GFW的封杀,目前仅有Skype通道可用。不过它的Skype通道非常坚挺,只要你的Skype能联得通,GPass就可以翻得出去。在封锁很严重的时候,它的Skype通道可以作为救命稻草。
  世.界.通的使用比较傻瓜化,只需用GPass启动某个网络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就会自动使用GPass的加密网络对外通讯。当然,你可以可以手动设置浏览器的HTTP代理,端口号是“8000”。
  更多关于世.界.通的详细介绍,请看俺博客的帖子《基于Skype翻墙》。
  GPass的官方站点在“这里”(已经被墙,此处用bit.ly跳转)。上不了官网的同学,请到如下网址下载最新的4.1.0版本:墙内下载墙外下载(SkyDrive)

◇自.由.門


  自.由.門(来自于 動.态.网),是一家具有政治背景的公司专门开发来突破GFW的。它的版本升级比较频繁,最好经常更新到最新版本,以获取最佳的破网效果。
  自.由.門跟世.界.通类似,也是绿色软件,也不大(2兆左右),也带有数字签名的。如果你不是从官方网站下载,最好查看一下数字签名,以确保该文件没有被篡改(比如感染病毒)。至于如何验证数字签名,请翻墙看“这里”。
  自.由.門还分“专家版”和“专业版”两款。据说专家版适合技术老鸟用;专业版适合菜鸟用 :)。俺个人觉得这俩版本差别不大。
  它使用HTTP代理的方式,端口是“8580”。
  自.由.門的官方站点在“这里”(早就被墙,此处用bit.ly跳转)。不方便访问其官网的同学,可以通过发邮件给“ freeget.one@gmail.com ”来获取它;如果你连邮件都懒得发,可以到如下页面下载:
7.4.0 专业版(墙外下载
7.4.0 专家版(墙外下载

  值得一提的是:動.态.网在2010年7月份,又推出了基于手机的自.由.門。目前出了2款,分别是基于Windows Mobile系统的WM版(墙外下载)和基于Java开发的Java版(墙外下载)。

◇無.界


  “無.界”的背景、使用方式都很类似于自.由.門。从2011年11月开始,無.界采用了新的翻墙机制,翻墙能力有显著提升。相关的详细介绍,请看俺专门写的帖子《新版本无.界——赛.风3失效后的另一选择》。
  無.界使用HTTP代理的方式,端口号是“9666”。
  官方站点在“这里”(早就被墙,此处用bit.ly跳转)。
  上不了官网的同学,请到如下网址下载最新的13.01版本:墙外下载(SkyDrive)

◇TOR


  TOR也叫“洋.葱.网.络”。网上常听人说的“带套(TOR的谐音)穿墙”就是指它。这玩意儿是一个开源项目,最早由美国军方发起,用于保护个人上网的自由和隐私。它的工作原理可以参见“这里”。
  TOR的官方网站已经被墙,大伙儿可以通过邮件方式获取TOR。具体如下:
先发送主题为“help”的纯文本邮件到 gettor@torproject.org,收到回信后根据邮件的提示再回复一次,即可在你的邮箱中收取TOR的软件包。强烈推荐使用Gmail,以确保最佳效果。尽量别使用国内的邮箱,切记!
  由于TOR的名气太大,GFW特别关照它。很多TOR的网桥中继都被GFW列入IP黑名单,导致TOR无法单独使用。不过没关系,咱们依然可以通过公共代理的方式,联上TOR在全球的节点网络。具体配置方法请看俺写的《戴"套"翻墻的方法》。
  另外,TOR虽然无法单独使用,但是可以用TOR跟其它翻墙工具搭配,构造双重代理。双重代理的隐匿性非常好,如果你经常在网上发表敏感言论,要记得使用双重代理。关于双重代理的扫盲教程,请看俺写的系列博文《如何隐藏你的踪迹,避免跨省追捕》。

◇I2P


  I2P是非常类似于TOR的翻墙工具(TOR叫洋葱路由,而I2P是大蒜路由)。它俩的主要用途是“隐匿身份”,翻墙只是顺带的附加用途。
  I2P的安全性和坚挺程度比TOR更强,换来的代价是速度很慢。所以I2P主要是用来作为备用翻墙工具。当你常用的工具失效时,就可以拿它来救急。
  I2P提供的代理有两个端口,“4444”端口用来代理HTTP协议,“4445”端口用来代理HTTPS协议。在配置浏览器代理的时候要小心,别搞混了。
  官方站点在“这里”。上不了官网的同学,请到如下网址下载最新的0.94版本:墙外下载(SkyDrive)

◇赛.风


  (自从朝廷开18大,GFW加强对赛.风封杀,最近几个月赛.风不稳定)
  赛.风也是老牌的翻墙软件。早期的赛.风2仅提供网页代理。从赛.风3开始,推出了客户端软件。这个客户端很牛B,同时支持基于SSH的代理模式和 VPN模式(关于VPN模式,本文后续会介绍)。而且,它也是单个绿色软件,比世.界.通还小巧(仅有300多KB),且带有数字签名。(如何验证数字签 名,请翻墙看“这里”)
  如果赛.风使用VPN模式翻墙,你所有的网络软件无需任何设置,就能跟着翻墙;如果赛.风使用代理模式翻墙,则开启两个端口:“8080”端口用于HTTP代理,“1080”端口用于SOCKS代理。
  更多关于赛.风的详细介绍,请看俺博客的帖子《双管齐下的赛.风3
  获取赛.风很简单。你只需往赛.风官网提供的邮箱 get@psiphon3.com 发送任意邮件,立马就能收到自动回复。在回信中,直接就附上了赛.风的可执行程序(邮件里的附件名叫"psiphon3.asc",改为"psiphon3.exe"即可直接运行)。


★VPN客户端


  说完了代理工具,再来介绍一下VPN客户端软件。

◇VPN翻墙的原理


  VPN其实也是在本地与远程的VPN服务器之间建立一个加密通道,所有数据都经由国外的VPN服务器到达目的网站。但是,与代理软件不同,VPN软件 会在你的系统中虚拟出一个网卡来。然后,你上网的应用程序(不管是何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网卡和VPN服务端进行数据传输。
  有些提供VPN服务的公司,直接使用开源的、大名鼎鼎的OpenVPN作为客户端——你可以到“这里”下载;还有一些则使用自己公司开发的客户端——因此你需要到它的官方站点下载。下面,俺列举一些可以免费使用的VPN。

◇VPN Gate

这是2013年3月发布的新型翻墙工具,由日本的筑波大学开发。这款VPN的亮点在于:它的服务器由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提供,是分布式的。这样一来,GFW就难以彻底封杀。使用它翻墙,速度快而且稳定。这是目前最理想的免费VPN翻墙工具。
  它的中文版官网在“这里” (需要翻墙才能访问)。由于VPN Gate的安装包比较大(有三十多兆),而且更新非常频繁,所以俺没有提供墙内下载。要下载的同学,可以先用Web代理(前面介绍过)上它的官网,它的官 网上有镜像站点的列表。这些镜像站点每个小时都会变化,以规避GFW的封杀。从镜像站点下载安装包,无需翻墙
  关于VPN Gate的更多介绍,请看俺写的教程《扫盲VPN Gate——分布式的VPN服务器

◇Hotspot Shield


  Hotspot Shield是美国的某商业公司开发的一款免费VPN软件。在VPN领域,这个东东的牌子是很老滴,名气是很大滴。不过,有点不爽的是,会有广告(毕竟人 家是商业公司嘛,混口饭吃不容易嘛)。如果同学们嫌广告烦,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过滤广告的方法,俺就不浪费口水了。
  关于Hotspot Shield,俺专门写过一篇帖子《扫盲VPN翻墙——以Hotspot Shield为例》,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
  官方站点在“这里”(已经被墙)。上不了官网的同学,可以发送任意邮件到如下信箱(Windows系统发到 win@anchorfree.com ,苹果系统发到 mac@anchorfree.com ),即可自动回复客户端软件的下载器,然后再通过下载器下载到完整的客户端。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到“俺的收藏站点”下载完整的客户端软件(目前是2.06版本)。

◇UltraVPN


  来自法国的VPN,直接使用OpenVPN的客户端工具。
  官方站点在“这里”。

◇Arethusa VPN


  和上面那个UltraVPN很类似,也是使用OpenVPN的客户端工具。
  官方站点在“这里”。

◇PacketiX VPN


  来自日本的VPN,需要自行下载客户端工具。
  官方站点在“这里”。

★代理工具和VPN软件的总结


  由于代理工具和VPN软件比较类似,俺稍微对比总结一下。

◇代理工具的优点 & VPN的缺点


  大部分代理工具都是免费的,而VPN软件很多是商用软件,要花钞票滴。少数不花钱的VPN,也有使用期限或者流量限制。
  另外,由于VPN需要在你的系统中安装虚拟网卡,因此VPN软件都不是绿色软件,且多半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安装。这对于俺这种偏好绿色软件的用户来说,也是一个明显的缺点。

◇VPN的优点 & 代理工具的缺点


  由于VPN虚拟出一个网卡,你使用的各种软件(浏览器/聊天工具/邮件客户端)无需任何设置,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虚拟网卡传输数据。这是VPN的一大优点。

◇没有绝对坚挺的工具


  很久以来,俺一直认为TOR是很坚挺滴。然而,残酷的事实让俺认识到——TOR也有疲软的时候(从2010年3月初开始,TOR就很不稳定,几乎没法 用了)。纵观这几年,几乎每一款翻墙工具都有过被封杀的纪录。因此,为了能够长期翻墙,大伙平时一定要多备几种不同的代理/VPN工具,千万别在一棵树上 吊死。

◇一览表


  为了让大伙儿看得更直观,俺整理了如下表格:
名称版本官方网站下载页面翻墙方式类型是否绿色
世.界.通4.1.0这里这里HTTP代理,端口8000免费软件
自.由.門7.4.0
7.4.0
1.2
2.20
这里专业版
专家版
手机WM版
手机Java版
HTTP代理,端口8580免费软件
無.界13.01这里这里HTTP代理,端口9666免费软件
I2P0.9.5这里这里HTTP代理,端口4444
HTTPS代理,端口4445
开源软件
免费软件
赛.风3.45这里这里HTTP代理,端口8080
SOCKS代理,端口1080
VPN
开源软件
免费软件
Hotspot Shield2.06这里这里VPN商业软件


★手机翻墙


  眼下智能手机大为普及,因此手机翻墙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手机翻墙方法

◇代理软件


  手机系统也可以运行翻墙代理。前面介绍过的自.由.門手机版,有2款(Windows Mobile版和Java版),其它的代理,比如赛.风、TOR也提供了手机版。

◇VPN


  智能手机上,也可以跑VPN客户端。这样,就可以让手机通过VPN翻墙。以广受欢迎的Android为例,它支持OpenVPN、PPTP、L2TP等多种类型的VPN。由于VPN前面刚介绍过,此处不再啰嗦。

◇手机浏览器


  手机浏览器为啥能穿墙捏?大致原理是这样滴:由于手机对于网络流量比较敏感,为了尽量压缩网络流量,某些手机浏览器采用代理服务器的方式运作。比如当 你企图访问某个网页时,浏览器并不是直接向该网站请求数据,而是通过手机浏览器对应的一个代理服务器去请求,然后由代理服务器拿到的数据进行压缩和优化, 然后再回传给手机浏览器。
  采用上述方式的手机浏览器,如果代理服务器设置在国外,是有希望突破GFW滴。由于党国的封锁越发严厉,很多手机浏览器默认的代理服务器都被屏蔽了。因此,要通过手机浏览器翻墙,需要通过修改浏览器软件,让它不使用默认的代理服务器,改用你指定的服务器。
  不同的手机浏览器,改服的办法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俺不再作详细介绍,仅给出几款手机浏览器改服的文章。
常用手机浏览器(Opera Mini、UCWeb)改服方法
手机翻墙方法——Java版Opera Mini和UCWeb改国外服务器

★其它的资源


  由于翻墙破网的技术层出不穷,为了与时俱进,咱还得不断学习。下面介绍几个相关的博客。再啰嗦一下,这些Blog要记得用HTTPS方式的Google Reader订阅哦。

◇俺的博客


  首先,厚着脸皮给俺自个儿作个广告 :-)
  俺如果发现什么新的翻墙技巧,会在第一时间发到俺的Blog或Twitter上。欢迎大伙儿订阅俺的博客(订阅地址:http://feeds2.feedburner.com/programthink),也可以在推特上Follow俺(@ProgramThink)。
  如果你看完本帖后,对翻墙还是有疑问、或者对本教程有什么补充和建议,可以到俺博客站点留言,也可以给俺Email(program.think@gmail.com)。俺会尽可能帮你搞定翻墙难关。如果你发现本文有哪个下载链接打不开,也请通知俺。俺会及时更换,让GFW防不胜防 :)

◇GFW blog


  接着,隆重推荐GFW的专题blog,它的订阅地址比较敏感,俺不便直接写,基于bit.ly的跳转地址是:“http://bit.ly/nDMBl”。要订阅的话,拷贝该地址,复制到Google Reader的订阅框即可。它上面时不时会有一些新鲜玩意儿露脸(比如新出来某某加密代理、某某翻墙专用工具等等)。
  另外,还可以访问它的Google Group,地址是:“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gfw-blog”。这个Group已经被封,推荐用Google Reader订阅。

◇维基百科的一些资料


  维基百科上的好东东,那是相当滴多啊!推荐几篇相关的文章给大伙儿瞅瞅:“中.国.网.络.審.查”、“突.破.网.络.審.查”。

★结尾


  啰嗦了这么长的篇幅,基本上把常用的招数都介绍过了。最后,借用一下狄更斯写于《双城记》的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
大伙儿面前应有尽有,大伙儿面前一无所有;
大伙儿正在直登天堂;大伙儿正在直落地狱。

  祝愿墙内的网友们都能顺利掌握翻墙姿势,早日呼吸到互联网上自由的空气!

2014年7月4日星期五

Lynceus - Johann Wolfgang Goethe


Zum Sehen geboren,
Zum Schauen bestellt,
Dem Turme geschworen,
Gefällt mir die Welt.
Ich blick in die Ferne,
Ich seh in der Näh,
Den Mond und die Sterne,
Den Wald und das Reh.
So seh ich in allen
Die ewige Zier,
Und wie mirs gefallen,
Gefall ich auch mir.
Ihr glücklichen Augen,
Was je ihr gesehn,
Es sei wie es wolle,
Es war doch so schön!

J. W. Goethe, Gedichte (Auswahl und Einleitung von Stefan Zweig), Ph. Reclam, Stuttgart, 1981, p. 229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Unbearable conditions... [Quote] Ebola Virus: A Grim, African Reality, by David Quammen

Ebola Virus: A Grim, African Reality, by David Quammen

Source: http://www.nytimes.com/2014/04/10/opinion/ebola-virus-a-grim-african-reality.html?_r=0

(

There’s nothing like an outbreak of Ebola virus disease to bring a small, struggling African nation to international notice. One week we couldn’t place it on a map; the next week, after Ebola virus disease strikes, we know the body count and the name of the capital and whether its airport has closed.
This sad distinction now attaches to Guinea, a country of 11.5 million, in which the latest of Africa’s viral tribulations was report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pon notification from Guinea’s Ministry of Health, on March 23. As of Tuesday the toll was 157 confirmed or suspected Ebola cases, including 101 deaths. That’s a case fatality rate of 64 percent, somewhat lower than the worst of previous outbreaks but high enough to remind us that Ebola is more inimical to humans than perhaps any known virus on Earth, except rabies and HIV-1. And it does its damage much faster than either.
Among neighbors just across Guinea’s southeastern border, Liberia has confirmed several Ebola cases of its own, in people who recently traveled from Guinea, and Sierra Leone i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No one wants this thing to spread.
The Guinea outbreak has also raised one puzzling new question about Ebola: What is this particular species of virus, known technically as Zaire ebolavirus, doing way over in West Africa, so far from the Central African forests in which all its previous outbreaks have occurred? Viruses don’t travel, except in other living creatures. It seems to have hitched a lift, across Nigeria and Ghana and Ivory Coast and other intervening nations, within something or someone. Maybe it was carried by a bat.
Scientists have identified a total of five species of ebolavirus, four native to Africa and one to the Philippines. They are all zoonoses, meaning animal infections transmissible to humans. They reside quietly in some species of wildlife, this or that forest creature, from which they spill over occasionally to cause mayhem and death in people. Ebola virus can only pass from person to person by direct contact with bodily fluids, and therefore an outbreak is stoppable by simple isolation and “barrier nursing,” or the careful handling of patients and corpses, once enough medical gloves, gowns, goggles, rubber boots, body bags and knowledge have reached the scene.
Although the outbreak is eventually halted, the virus isn’t gone. It hides in the forest within some hospitable animal, its reservoir host. The identity of the reservoir host (or hosts) for Ebola virus is unknown, but three species of fruit bat are suspected. One of those species, the hammer-headed fruit bat, lives in forests from the Congo basin as far west as southeastern Guinea and is sizable enough to be attractive as human food.
In Guinea, the index patient (the first case) has not even been identified, though the preponderance of cases in Guéckédou, a city near the southeastern border, suggests that the outbreak may have begun down there. Without knowing the index patient, investigators can’t know how the fateful spillover happened. Did someone eat a bat? Did someone scavenge another dead chimp, one that had shared fruit with a bat?

That sort of research will have to come later, I was told recently by Dr. Stuart Nichol,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r. Nichol, himself a veteran of many outbreak responses, is chief of the C.D.C.’s Viral 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a portfolio containing all the world’s nastiest viruses. Some of his people are presently in Guinea. For now, Dr. Nichol said, the focus is on human health: identifying cases, getting them isolated, giving them supportive care (there are no real treatments for Ebola virus disease), tracing contacts, breaking the chains of transmission.
The original Zaire species of ebolavirus was the first recognized back in 1976, when it emerged at a place called Yambuku in the northern boondocks of what then was Zaire, now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Of the 318 people infected, 280 (88 percent) died. A later outbreak in northeastern Gabon, in 1996, began with a chimpanzee carcass, scavenged from the forest by a group of boys on a hunting foray and devoured communally back at their village. (Chimps cannot be the reservoir host of Ebola because they too die from it, as this one evidently had.) Thirty-one human cases, 21 deaths. The Zaire virus has also struck three times in the Republic of Congo just across the river, killing dozens of people each time.
In all, since 1976, more than two dozen outbreaks of the various ebolaviruses have accounted for just over 1,640 reported deaths. So it’s a terrible thing, Ebola virus disease, but relatively rare.

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The Ventotene Manifesto - 1941

The Ventotene Manifesto

by Altiero Spinelli and Ernesto Rossi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E. Urgesi; cf. http://www.altierospinelli.org/manifesto/en/manifesto1944en_it.html)

I – THE CRISIS OF MODERN CIVILISATION

Modern civilisation has based its specific found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which states that man is not a mere instrument to be used by others but rather a main autonomous living being. Looking back at this definition all those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hat were not respectful of this principle have been placed on trial, in a great historical process.
1) All nations have been recognised the equal right to organise themselves into independent States. All peoples, defined by ethnic, geographic, 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to find, within the State organisation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concept of political life, that instrument best suited to their own needs, without any outside intervention. The ideology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was a powerful stimulus to progress. It helped overcome narrow-minded parochialism and generated a deeper sense of solidarity against foreign oppression. It eliminated many of the obstacles that hindered the circulation of people and merchandise an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each new State, it extended the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more advanced societies to less developed populations. Unluckily, however, the seeds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have expanded to the point of forming totalitarian States and to the unleashing of world wars and our generation has been witness.
Now the nation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communities of men that, as the result of a lengthy process, have increased similarities of customs and aspirations and consider their State as the most effective organisation of collective lif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hole human society. It has, on the contrary, become a divine entity, an organism that has to consider only its own existence, its own development, without the least regard for the damage this might cause to others.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States has given each of them the desire to dominate, since each one feels threaten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others, and considers, as its living space, an increasingly vast territory wherein it will have the right to free movement and can rely on itself without any other help. This desire to dominate cannot be placated except by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strongest State over all the others.
As a consequence of all this, the State is no longer the guardian of civil liberty but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master of vassals bound to servitude, and it holds within its power all the faculties needed to achieve the maximum war-efficiency. Even during peacetime, considered to be a pause during which to prepare for subsequent, inevitable wars, by now the military class predominates over civilian society in many countries, by mak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 good working of free political systems. Expressions of civil policy, therefore, such as schools, research, productivity. administrations, act with difficulty and are mainly directed towards increasing military strength. Women are considered merely as producers of soldiers and are awarded prizes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prolific cattle. Since the very earliest age, children have been taught to handle weapons and to hate foreigners. Individual liberty is almost annihilated since everyone is part of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nd constantly subject to be called in on the armed forces. Repeated wars force men to abandon families, jobs, property, often demanding the ultimate sacrifice for reasons of which no one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e value. It takes just a few days to destroy the results of decades of common effort mad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general well being.
Totalitarian States are those that have most coherently achieved the unification of all forces, by effecting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 and the highest degree of autarky. These organisations have proved to be the ones most suited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hould one nation move a step towards more accentuated totalitarianism, it would immediately be followed by the others, drawn through the very same furrow by their will to survive.
2) The equal right of all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State's will has been recognised. This should have been the synthesis of the freely expressed, changeable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needs of all the social groups. Such a political organisation has allowed the correction or at least the minimising of many of the most jarring injustices inherited from previous regime. But freedom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and the increasing extension of suffrage, made the defence of old privileg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while maintaining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poor slowly learned how to use these instruments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acquired by the privileged classes. Taxes on unearned income and inheritances, increasing duties to be paid on larger incomes, tax exemptions for low incomes and indispensable goods; free public schooling; increased 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land reforms; control of factories and manufacturing plants – all of them were now threatening the privileged classes in their well -fortified citadels.
Even the privileged classes who had consented to the equality of political rights, could not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 under-privileged took advantage of it in order to achieve a concrete economic and social equality that would have given meaningful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 liberty.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threat became too serious;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these classes warmly welcomed and supported the birth of dictatorships that took legal instruments away from their adversaries.
On other hand, the birth of immense industrial and banking groups, and of trade unions including whole armies of workers , groups and unions pressing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obtain policies clearly favourable to their particular interests, threatened to dissolve the State into so many economic baronies, bitterly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s became the tools these groups used to exploit all of society even more, and consequently lost their prestige. In this way they were more and more convinced that only a totalitarian State, in which individual liberties were also abolished, could somehow resolve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exis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ere unable to control.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totalitarian regimes consolidat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various social categories at those levels they had gradually reached by using police control of every aspect of citizen's life, and by violently getting rid of all dissenting voices, these regimes have barred every legal possibility of further correc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is ensured, then, the existence of a thoroughly parasitic class of absentee land owners and enjoyers of an income who contributed to social productivity only by cutting the coupons off their stocks; the monopoly holders and the chain stores that exploit the consumers and make the sums set apart by small investors to vanish; the plutocrats hidden behind the scenes, pulling the politicians' strings and running the State machinery for their own exclusive advantage, pretending to be interested in highe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lossal fortunes of a very few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the misery of the masses as well, excluded from enjoyment of the fruits of modern culture. They have substantially preserved an economic regime in which material resources and labour, which ought to be appli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fundamental nee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ital human energies, are instead address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most futile wishes of those capable of paying the highest prices; an economic regime in which, through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the power of money is perpetuated in the same class, and is transformed into a privilege without any correspondence to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services rendered. The field of proletarian possibilities is so small that 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 workers are often forced to accept exploitation by anyone who offers a job.
In order to keep the working classes immobilised and subjugated, the trade union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free organisations of struggle they were, directed by individuals who enjoyed the trust of their associates, into organs for police surveillance run by employees chosen by the ruling class and responsible only to them. If improvements are made in this economic regime, they are simply and only dictated by the military needs, that together with the reactionary ambitions of privileged classes have given rise to and strengthen totalitarian States.
3) The permanent value of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has been asserted against authoritarian dogmatism. Everything that was affirmed had to be truthful and verifiable, or disappear.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our society in every field are due to the methodicalness of this open-minded attitude. But this spiritual liberty did not survive the crises created by the totalitarian States. New dogmas to be accepted like articles of faith, or hypocritically, are taking over all fields of knowledge.
Though no one knows what a race is, and the most elementary notions of history emphasise the absurdity of the statement, physiologists are required to believe, demonstrate and convince that people belong to a chosen race, simply because this myth is needed by imperialism to excite the masses to hate and pride. The most evident concepts of economic science must be considered as anathema if the autarchic policy, trade balances and other old chestnuts of mercantilism can be presented as extraordinary discoveries of our time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f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vital space needed by many population that wants to maintain a living standard consonant with modern civilisation, can only be the entire globe. But the pseudo-science of geopolitics has been created, and its aim is to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theory of living spaces, in order to legitimate theoretical cover to the imperialist desire to overpower.
History is falsified in its essential data,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es. Libraries and bookshops are cleared away of all works that are nor considered to be orthodox. The shadows of obscurantism over again threaten to suffocate the human spirit. The social ethic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is undermined. Men are no longer considered free citizens who can use the State in order to reach collective purposes. They are, instead, servants of the State, which decides their goals and the will of those who hold the power is masked behind the will of the State. Men are no longer subjects of law; they are arranged hierarchically and expected to obey all their superiors, whose leaders is a suitable deified Leader, without discussion. The regime, built on castes, springs up again irresistible, out of its own ashes.
This reactionary, totalitarian civilisation, after triumphing in a series of countries, finally found, in Nazi Germany, the power that was thought to be capable of drawing the final consequences. After meticulous preparation, boldly and unscrupulously taking advantage from the rivalries, egoism, stupidity of others, carrying other European vassal States – among which primarily Italy and becoming allied with Japan that is aiming at the very same goals in Asia, Germany has launched itself in a campaign of overpowering. Its victory would mean the final consolidation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world. All its characteristics would be exasperated to the greatest degre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would be condemned for many years to the role of simple negative opposition.
The traditional arrogance and intolerance of the German military classes can give us an idea of what their dominance would have been like, after a victorious war. In order to command, the victorious Germans might even concede five years of generosity towards other European peoples, formally respecting their territories and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atisfy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false sentiment of patriotism of those who consider the colours of the boundary fence, and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rominent politicians as be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atio of power and the effective content of the State institutions. However camouflaged, the reality is always the same: a new division of humanity into Spartans and Helots.
Even a compromise solution between the two struggling sides would be one more step ahead for totalitarianism; in fact all together countries which were able to elude Germany's grasp would be forced to adopt the same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order to be adequately prepared for the war to come.
But if Hitler's Germany did succeed in felling the minor States one by one, this action has forced increasingly powerful forces to join battle. The courageous fighting spirit of Great Britain, even in that most critical moment when it was the only one to face the enemy caused the Germans to collide against the valiant resistance of the Russian Army, and gave America the time it needed to mobilise its infinite productive resources. And this struggle against German imperialism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hinese people's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Large masses of men and wealth are already drawn up against totalitarian powers whose strength has already reached its peak and can only gradually consume itself. The opposing forces, on the contrary, have already overcome their worst moment and are now on the way up.
Day after day the war of the Allies awakens the desire for liberation more forcefully, even in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d submitted to violence and had lost their way owing to the blow they received. And it has even re-awakened this desire in the very Axis populations who realise they have been dragged into a desperate situation, simply to satisfy their rulers' lust for power.
The slow process, due to which infinite masses of men passively let themselves be shaped by the new regime, adjusted to it and even contributed to its consolidation, has come to a halt. And the opposite process has begun. Within this huge wave, slowly gathering momentum there are included all the progressive forces, the most enlightened group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at have not let themselves be swayed, either by the terror or by flattery, from their ambition to achieve a better quality of living; the most conscious element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es, offended by the forced degrada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businessmen and investors who, being able to undertake new initiatives, want to free themselves of the trappings of bureaucracy and national autarchy, that encumber all their movements; and all the others who, thanks to an innate sense of dignity, will not be bent by the humiliation of servitude.
Today, the salvation of our civilisation is entrusted to these forces.

II – POST-WAR DUTIES – EUROPEAN UNITY

Germany's defeat would not automatically lead to the reformation of Europe according to our ideal of civilisation.
In the brief, intense period of general crises (during which the States will lie broken, during which the popular masses are anxiously awaiting for a new message and will, meanwhile, like molten matter, burn, being easily poured into new moulds, capable of welcoming the guidance of serious internationalists) the classes which were the most privileged under the old national systems will attempt, underhanded or violently, to moderate the feelings, the internationalist passions and they will ostentatiously begin the reconstruct the ol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the English leaders, perhaps in agreement with the Americans, may try to push things in this direction,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polic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pparent and immediate interests of their empires.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that is: the directors of the basic institutions of the national States; the top-ranking officers in the armed forces up to, where possible, monarchies; the groups of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that have bound their profits to the fortunes of the States; the big landowner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who can expect their parasitical income only in a stable, conservative society; and following these, the interminable band of people who depend on them or who are simply misled by their traditional power. All these reactionary forces already feel the structure is creaking, and are trying to save their skins. A collapse would deprive them all of a sudden of all the guarantees they have enjoyed up to now, and would expose them to the attack of the progressive forces.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old and new trends

The fall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s will have the sentimental meaning, for entire populations, as the coming of "freedom"; all restrictions will disappear and, automatically, complete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assembly will reign supreme. It will be the triumph of democratic tendencies. These tendencies have countless shades and nuances, stretching from very conservative liberalism to socialism and anarchy. They believe in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of events and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absolute goodness of impulses from the lower classes. They do not want to force the hand of "history", or "the people", or "the proletariat", or what ever other name they give their God. They hope for the end of dictatorships, imagining this as the restoration to the people of their inalienable rights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ir crowing dream is a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elected by the broadest suffrage and with the most scrupulous respect of the rights of the electors, who must decide upon the constitution they want. If the population is immature, the constitution will not be a good one; but it can be corrected only through constant efforts of persuasion.
The democratic factions do not deny violence on principle, but they wish to use it only when the majority is convinced it is indispensable, that is, when it is little more than an almost superfluous "dot" over an "i". They are, then, useful leaders only in times of ordinary administration, during which almost all population is (generally) convinced of the validity of the basic institutions that they are to be modified, only in relatively secondary aspects. During revolutionary times, when the institutions must not simply be administrated, but rather created, democratic procedures fail clamorously. The pitiful impotence of democratic faction during the Russian, German, Spanish revolutions are the three most recent examples. In these situations, once the old state apparatus had fallen, along with its laws and its administration, there is an immediate flourishing of assemblies and popular delegations in which all the progressive socialist forces converge and agitate, either pretending to be respectful of former legality, or scorning it. The population does have some fundamental needs to satisfy, but it does not know exactly what it wants or how to act. A thousand bells ring in its ears. With its millions of minds, it cannot orientate itself, and it breaks up in a number of tendencies, currents and factions, struggling with one other.
In the very moment in which the greatest decisiveness and boldness is needed, the democrats lose their way, not having the backing of spontaneous popular approval, but rather a gloomy tumult of passions. They think it is their duty to realise a consensus and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as exhortatory preachers, where instead there is a need for leaders able to know what they want they are going. They miss chances that would be favourable to consolidating a new regime and even try to make certain bodies that need a longer preparation and they would in any case be more suitable of relative tranquillity to work immediately. They give their adversaries arms which are use then to overthrow them. They represent, in their thousand tendencies, not only the will for renewal, but the confused whims and desires found in every mind that, becoming paralysed, they actually prepare the terrain for the growth of the reaction. Democratic political methods are a dead weight during revolutionary crises.
As the democrats wear down their initial popularity as assertors of liberty by their endless polemics, and in the absence of any se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the pre-totalitari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ll inevitably be reconstituted, and the struggle would again develop following along the lines of the old class opposition.
The principle according to which the class struggle is the condition to which all political problems are reconducted,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line especially among factory workers, and has given consistency to their politics as long as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were not questioned. But it becomes an instrument to isolate the proletariat, when the need to transform the entire social organisation is imposed. The workers, educated in the class system, cannot see beyond the claims of their particular class, or even category, without worrying about how to connect these with the interests of other social strata. Or they aspire to a unilateral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topian collectivisation of all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indicated by centuries of propaganda as the panacea for all evils. This policy attracts no other strata, but the workers, who thus deprive the other progressive forces of their support, or it leaves them at the mercy of the cleverly organised reaction so as to break up the worker's movement.
Among the various proletarian tendencies, followers of the classist politics and collectivist ideal, the communists early recognized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a sufficient following to assure victory. They therefore organized themselves ,–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popular parties – into a rigidly disciplined movement. It has exploited the Russian myth in order to organise the workers, but it does not accept their word as law and it does use the workers in the most disparate manoeuvres.
This attitude makes the Communists, during revolutionary cris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democrats. But their maintaining the workers separate as much as they can from the other revolutionary forces – by preaching to them that their "real" revolution is yet to come – turns them into a sectarian element which, in decisive moments, weakens the sum of the progressive forces. Besides this, their absolute dependence upon the Russian State, which has repeatedly used them in pursuing its national policies, prevents this Party from undertaking political activity with continuity. They always need to hide behind a Karoly, a Blum, a Negrin, and then to go along towards ruina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uppets that had been used. Power is attained and is maintained, not simply through cunning ,but with the capacity of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in an organic and vital manner.
Should the struggle remain limit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boundarie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avoid the old uncertainties. The national States, in fact, have so deeply planned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es, that the main question would soon be which economic group, that is, which class, should to handle the controls of the plan. The progressive front would be quickly shattered in the brawl between economic classes and categories. The most probable result is that the reactionaries would benefit more than anyone else.
A re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must rise from among those who were able to criticise the old, political statements; it must know how to collaborate with democratic and with communist forces as well as with all those who work for the break-up of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becoming ensnared by the political practices of any of these.
The reactionary forces have capable men and officers who have been trained to command and who will fight ruthlessly to preserve their supremacy. When circumstances are very hard, deceitfully they will show themselves as the lovers of liberty, of peace, of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poorer classes.

Already in the past we have seen how they made use of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y paralysed, deflected and transformed them into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were. No doubt they will be the most dangerous forced to be faced.

The point they will seek to exploit i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Thus they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 most widespread of popular feelings, most deeply offended by recent events, most easily handled to reactionary purposes: the patriotic sentiment. In this way they can also hope to confuse their adversaries' ideas more easily, since for the popular masses, the only political experience acquired up to this time has been within the national context, it is therefore fairly easy to direct them and their more shortsighted leaders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s "felled" by the tempest.

If this purpose were to be reached, the reaction would have won. In appearance, these States might well be broadly democratic and socialist; it would only be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power return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reactionaries. National jealousies would again develop, and each State would again express its satisfaction only in its armed strength. In a more or less brief space of time their most important duty would be to convert populations into armies. Generals would again command, the monopoly holders would again draw profits from autarkies, the bureaucracy would continue to swell, the priests would keep the masses docile. All the initial conquests would shrivel into nothing, in comparison to the necessity of preparing for war once more.

The question which must be resolved first failing which progress is but mere appearance, is definitive abolition of division of Europe into national, sovereign St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States on the continent under German steam-roller has already placed the destinies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s on common ground: either all together they will submit to Hitler's dominion, or after his fall, all together they will enter a revolutionary crisis, and they will not find themselves adamantly distinct in solid, States structures. The general spirit today is already far more disposed than it was in the past towards a federal reorganisation of Europe. The hard experience of the last decades has opened the eyes even of those who refused to see, and has matured many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to our ideal. [Italics added]


All reasonable men recognise that is impossible to maintain a balance of power among European States with militarist Germany enjoying equal conditions, nor can Germany be broken up into pieces or once it is conquered. We have seen a demonstration that no country within Europe can stay on the sidelines while the others battle: Declaration of neutrality and non-aggression pacts come to nought. The uselessness, even harmfulness, of organisations like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ey pretended to guarantee an international law without a military force capable of imposing its decision, by respecting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turned out to be absurd. According to it each population should be left free to choose the despotic government it though best, as if the constitution of each of the single States were not a question of vital interest for all th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The multiple problems which poison international life on the continent have proved to be insoluble: tracing boundaries through areas inhabited by mixed populations, defence of alien minorities, seaports for landlocked countries, the Balkan Question, the Irish problem, and so on. All these matters would find easy solutions in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just as corresponding problems, suffered by the small States which became part of a vaster national unity, lost their harshness as they were transformed into problems regar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provin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nd of the sense of security, inspired by an unassailable Great Britain which advised "splendid isolation" to the British; the French dissolution army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epublic at the first serious collision with the Germany forces ( a result which, and we hope so, might have lessened the chauvinistic attitude of absolute Gallic superiority); and particularly the risk of total enslavement are all circumstances that are favour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 federal regime, which will place an end to the current anarchy. And the fact that England has accepted the principle of Indian Independence; and that France has potentially lost its entire empire in recognising its defeat, make it easier to find a basis of agreement for a European arrangement of colonial possessions.
To all of this must be added the disappearance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ynasties, and the fragility of the bases which sustain the ones that survive. I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these dynasties, by considering the various countries as their own traditional perquisites, together with the powerful interests backing them, represented a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rational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which can only be based on the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of the federates countries. And, once the horizon of the Old Continent is passed beyond, and all the people who make up humanity join together for a common plane, it will have to be recognised that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is the only conceivable guarantee that relationships with American and Asiatic peoples can exist on the basis of peaceful co-operation, while awaiting a more distant future, when the political unity of the entire globe becomes a possibility.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progressive and reactionary parties no longer follows the formal line of greater or lesser democracy, or of more or less socialism to be instituted; rather the division falls along the line, very new and substantial, that separates the party members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is made up of those who conceive the essential purpose and goal of struggle as the ancient one, that is, the conquest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 and who, although involuntarily, play into the hands of reactionary forces, letting the incandescent lava of popular passions set in the old moulds, and thus allowing old absurdities to arise once again. The second are those who see the creation of a solid international State as the main purpose; they will direct popular forces toward this goal, and, having won national power, will use it first and foremost as an instrument for achieving international unity.
Through propaganda and action, seeking to establish in every possible way agreements and links among the single movements which are certainly being formed in the various countries, the foundation must be built now for a movement that knows how to mobilise all forces for the birth of the new organism which will be the grandest creation, and the newest, that has occurred in Europe for centur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steady federal State, that will have an European armed service instead of national armies at its disposal; that will break decisively economic autarchies, the backbon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that will have sufficient means to see that its deliberatio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ommon order are executed in the single federal States, while each State will retain the autonomy it needs for a plastic artic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al life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people.
I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men in the most important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stands this, then the victory will shortly be at hand, as both the situation and the spirit will be favourable to their project. They will have before them parties and faction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disqualified by the disastrous experience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 It will be the moment of new action and it will also be the moment for new men: the MOMENT FOR A FREE AND UNITED EUROPE.

III – POST-WAR DUTIES – THE REFORM OF SOCIETY

A free and united Europe is the necessary premis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modern civilisation, that has been temporarily halted the totalitarian era. By the end of this era immediate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privileges will revive in full. All the old conservative structures which have hindered this process will either have collapsed or will be in a state of collapse. This crisis must be exploited, with decision and courag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our needs,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must be socialist, that is its goal must b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realisation of more humane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m. The orientation to be chosen for the steps to take can not, however, depend solely on the purely doctrinaire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aterial means of production must, as a general rule, be abolished, and only temporarily tolerated when there is no other choice to be made. The general state control of the economy was the first, utopian, form in which the working classes imagined their liberation from the yoke of capitalism. Once it is achieved, however, it does not produce the hoped results: on the contrary, a regime comes into existence in which the entire population is subject to a restricted class of bureaucrats who run the economy.
The truly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in which the general collectivis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hurried and erroneous deduction, is the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the economic forces must not dominate man, but rather – like the forces of Nature – they must be subject to man, guided and controlled by him in the most rational way, so that the broadest strata of the population will not become their victims.
The gigantic forces of progress that spring from individual interests, must not be slaked by the grey dullness of routine. Otherwise, the same insoluble problem will arise: how to stimulate the spirit of initiative using salary levels and other provision of the same kind. The forces of progress must be extolled and extended, and find increasing range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s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barriers guiding these forces towards objectives of the greatest advantage for all society, must be strengthened and perfected.
Private property must be abolished, limited, corrected, extend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not according to principle. This guideline is easily inserted into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European economic life freed from nightmares of militarism or national bureaucratism. The rational solution must replace the irrational one even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this guideline, in greater detail, while pointing out that the convenience of each point in the program, and the way it is to be effected, must always be judged in relation to the indispensable premise: European unity,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e following aspects:
a) Those enterprises which conduct a necessarily monopolistic activity, and that can therefore exploit the mass of consumers, must no longer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private ownership; electricity industries, for example, or those ones which must survive for the common good but that need customs protection, subsidies, preferential orders, etc. (the most visible example of this kind up to now in Italy is the steel industry); those enterprises which owing to the size of th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number of workers employed, o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tor involved, can blackmail various State organs, imposing upon them their policies tha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mselves (for example, mining industries, banking institutes, arms manufacturers). In this field, nationalisation must undoubtedly take place on a vast scale, bearing in no regard acquired rights.
b) The characteristics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had in the past permitted the accumulation in the rich hands of a few, privileged members of society. In a revolutionary crisis it would be properly distributed in an egalitarian manner,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parasitic classes and to give the worker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at they need, so as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et them reach greater independence. We can this way think of an agrarian reform by distributing the lands directly to farmers, the number of land-owners is going to increase enormously and an industrial reform which would extend workers' ownership in non-nationalised sectors, through co-operative management, employee profit-sharing. etc.
c) Young people are to be assisted with all the necessary provis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starting positions in the long struggle ahead of them. In particular, State schools ought to offer the effective 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their studies up to the highest level to the best students not only to the wealthy ones; and in each branch of study, trade schools, semi-professional schools as well as in the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it should prepare a number of stud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market demand, so that the average salaries are about the same for all the professional categories, even though within each category there may be differences, depending upon individual capacities.
d) The almost unlimited potentiality of mass production of essential goods thanks to modern technology, will allow everyone to be guaranteed, at relatively low social cost, food, lodging, clothing and that minimum of comfort needed to preserve a sense of human dignity. Human solidarity towards those who succumb in the economic battle ought not, therefore, be shown with the same humiliating forms of charity that produce the very same evils they vainly attempt to remedy: rather it ought to take a series of measures which unconditionally guarantee a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for everyone, without lessening the stimulus to work and to save. In this situation, no one would any longer be forced by misery to accept unfair work contracts.
e) Working-class liberty can only be conquered after the conditions described have been fulfilled. These classes must not be left to the mercy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monopolistic trade unions that simply translate the same overpowering methods of big capital into the working world. The workers must once again be free to choose their own emissaries where,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sessions, are defin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will agree to work, and the State must give theme the legal means to guarantee the observation of the terms agreed to. All monopolistic tendencies can be efficaciously faced once th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have been achieved.
These are the changes needed to create a broad group of citizens interested in the new order and willing to struggle for its preservation, and to give the political life the solid stamp of liberty based on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solidarity.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political liberties can truly have not only a formal meaning, but a real meaning for everybody, since that mass of citizens will be independent, and will be sufficiently informed as to be able to exert continuous and efficacious control over the governing class.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dwell at length on the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in fact not being able to foresee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will be drawn up and will have to regulate, we could do more than repeat what has already been said – the need for representative bod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law,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agistracy that will be substitute the present one in order to apply impartially the laws handed down by higher authorities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of assembly so that public opinion can be enlightened and all citizens can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the State. Only two questions demand further and deeper definition because of their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our country in this mo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 The Treaty, which concluded the Vatican's alliance with the Fascism in Italy must absolutely be abolished in order to assert the purely lay character of the State and determine the unequivocal supremacy of the State in civil matters. All religious faiths are to be equally respected, but the State must no longer strike the balance of religions.
b) The house of cards that Fascism built with its corporativism will collapse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aspects of the totalitarian State. There are those who hold that material for 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can be salvaged from this wreck. We do not agree this. In totalitarian States, the corporative chambers are the crowning hoax of police control over the workers. Even if the corporative chambers were a sincer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producers, the representative bodies of the various professional categories could never be qualified to handle questions of general policy. In more specifically economic matters, they would become orga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ower and privilege among the categories having stronger union representation. The unions will have broad collaboration functions with State organs which are appointed to resolve those problem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se categories, but it is absolutely excluded that they will be given any legislative power, since this would create a kind of feudal anarchy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country, leading to a renewed political despotism. Many of those who ingenuously were attracted by the myth of corporativism, can and must be attracted by the task of renewing structures. But they must realise the absurdity of the solution they might vaguely desire. Corporativism can only be concretely expressed in the form given by totalitarian States: that is to regiment the workers beneath leaders who might controlled every movemen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cannot be amateurishly organised at the fixed moment. It must form at least its cent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now, its leaders and directors, the primary actions it will undergo. It must not represent a heterogeneous mass of tendencies, united merely negatively and temporarily, that is, united by their anti-Fascist past and the active expectation of the fall i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regime all ready to go their separate ways once this goal has been reache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knows that only at this point its real work will begin. It must therefore be made up of men who are in agreement on the basic future problems.
Its methodical propaganda must penetrate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oppressed by the present regime; it must use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problem which is the source of greatest suffering to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and show how it is related to connected with other problems, and what the real solution might be. But from this gradually increasing circle of sympathisers, only those who have identified and accepte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as the principle purpose in their lives are to be recruited into the movement. Day by day, with discipline, the work must go on; its continuous and efficacious safety must be provided secretly, even in those most dangerously illegal situations. Thus the more solid network of workers will be set up to give consistency to the more fragile sphere of sympathisers.
While overlooking no occasion any sector in which to spread its cause, it must turn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ose environments whic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s centres for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and the recruiting of unbending determined men; primarily towards the two social groups which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cisive for tomorrow's circumstances, that is, the working class the intellectuals. The former is the one that least submitted to the totalitarian rod and that will most readily reorganise its ranks. The intellectuals, particularly the younger among them, are those who feel most spiritually suffocated and repulsed with the current despotism. Other classes will gradually be drawn into the movement.
Any movement which fails its duty to ally these forces, is condemned to sterility. In fact a movement made up only of intellectuals will not have the strength it needs to overwhelm reactionary resistance, it will distrust and be distrusted b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ven though it is animated by democratic sentiments, it will be prone to losing its hold while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mobilisation of all other classes against the workers, and the result will be the threatened restoration of Fascism. If, instead, the movement is backed only by the proletariat, it will be deprived of the clarity of thought which only the intellectual can give, and which is needed in order to define new paths and new duties; it will remain a prisoner of the former classism, it will consider everyone as a potential enemy, and will slither towards the doctrinaire Communist solu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it is up to this movement to organise and guide progressive forces using all the popular organs which grow spontaneously, ardent crucibles in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are melted, not for the drawing up of plebiscites, but rather waiting to be guided. It derives the vision and security of what must be done not from a previous consecration of what is not yet be the popular will, but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representing the deepest necessities of modern society. In this way it issues the initial regulations of the new order, the first social discipline directed to the unformed masses. This dictatorship b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will form the new State, and new genuine democracy will grow around this State.
There are no grounds for fearing that a similar revolutionary regime will develop into renewed despotism. This may develop if a servile society has been forming. But i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continues with determination from its very first action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 freedom,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l citizens can really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the State, it will evolve towards increas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new order, even though moving through possible secondary political crises, and acceptance of it by all the population. It will be growing, therefore, towards an increasing possibility of functioning, and of fre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moment has arrived to know how to discard old onerous burdens, how to be ready for the new changements that is coming and that will be so different from what we expected; to put aside the inept among the old, and create new energies among the young. Today those who have perceived the reasons for the present crisis in European civilisation are seeking each other, and are trying to plan future. In fact they are gathering the inheritance left by all those movements which worked to raise and enlighten humanity, and which failed because of their incap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 to be achieved or the ways how to achieve it.
The road to follow is neither easy nor safe. But it must be pursued and it will be.
 
Altiero Spinelli